研究结论
　　东方宏观战略小组现推出“宏观伴读”系列，话题聚焦宏观经济背景下的社会现象，内容上结合海内外文献的研究成果，旨在从细微处去理解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改变。第七期聚焦人口流动。
　　在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时，我们曾发布《地级市视角看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变迁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指标的？》等报告探究人口的城市间流动与城乡分布，但从学术的角度，有一系列文献从更细致的维度研究县一级层面上的人口特征。2023年王洁晶、张沐华、王霓霓等在《人口学刊》发表“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基于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研究”一文，分析了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和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将三个普查年份的数据按照2020年的行政区划进行整合，将同一个设区市的市辖区合并作为市区，共得到2151个基本地理单元，包括2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区和不设区的地级市，370个县级市和1485个县、自治县和旗。作者发现：（1）2000年全国跨县流动人口规模为7871.7万人，2010年增长至17052.7万人，年均增长约918.1万人，2020年流动人口的总规模为30357.5万人，相比2010年来说年均增长约1330.5万人。这意味着，尽管近10年人口红利趋缓，流动人口的规模和范围仍在不断扩大，成为影响中国人口空间格局的最主要因素；（2）省内县际流动和省际流动存在不同的演变趋势。2000年省内县际和省际流动的人口规模比例约为46∶54，2010年比例变为大约1∶1，2020年省内县际和省际流动的人口规模分别为17906.6万和12450.9万，二者比例变为6∶4，可见自2000年以来省内县际流动人口的增长势头更强，占比从低于变为大幅超过省际流动；（3）近10年来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呈现出了分散化的趋势。内陆省份的省会城市和部分地级市市区的流动人口增长较快，全国流动人口的分布从在东部高度集聚逐步向中西部分散，“南强北弱”格局仍在持续但近年来北方流动人口增长已经快于南方。作者的一系列结论与我们通过地级市开展的研究《地级市视角看人口普查》一致，即中西部中心城市展现出了强大的虹吸效应，省内流动迅速增长，一些新兴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和长沙明显从中获益。
　　关注县域人口的研究，除了基于人口普查数据之外，还有大量田野调查，侧重不同方面，如季节性人口流动与县域城镇化路径（曹传新，2013）、城乡融合（汪静、雷晓康，2024）、义务教育布局调整（焦炜，2016）、公共服务设施与就业（杨非羊、杨逸，2020）、双重经营即地方政府“打造城区”与农民“经营家庭”的行为相契合（赵晓峰、曹聪敏、张丽，2023）等等。如曹传新（2013）发现，规模化的种植一是能够提高农民本地化的收入，吸引外地务工人员回流，二是推动了专业的机动化、非农化服务，由此出现了为农村服务的职业化新型农民，三是通过土地流转推动了季节性兼业流动人口增多，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心集镇就近加工园区与农特基地联动发展（留守劳动力既可就近进园区务工，也可在农特基地务工）、商贸物流与农特基地联动发展、生态旅游村落、集镇和农业园区的联动发展等新格局的出现，作者称之为“双栖的隐性变动和定居的显性迁移”。赵晓峰、曹聪敏、张丽（2023）认为地方政府“打造城区”的内容正是农民“经营家庭”所需，这成为了推动县域城镇化的集合力量。然而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县域城镇化经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双重经营已经达到接近饱和的临界状态，县域人口存在一定外流趋势且难以逆转。
　　风险提示
　　海外文献的结论不契合国内实际情况的风险；
　　引用的学术研究、计量模型所需假设与现实存在偏差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