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来市场对经济增长预期逐步调低，从强复苏走向弱复苏。4月中下旬以来多维度高频数据也印证市场预期，尤其高频地产销售量下降较快，宣告一季度活跃的经济动能开始降温。
　　5月统计局和央行分别发布4月通胀和金融数据，面对4月-2411亿元的居民新增信贷，市场开始表现出对未来的一丝忧虑。与此同时，市场也开始期待未来能否会有进一步政策发力。
　　历史经验表明，偏弱的出口叠加偏弱的地产，托底经济政策便有望面世。当前青年失业率超过20%，受毕业季季节性因素影响，6-8月青年失业率或进一步走高。年初两会明确公布解决1200万城镇新增就业是今年政府重要工作目标，市场因此对未来政策发力抱有较高期待。
　　未来或将迎来哪些政策？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回顾历史既有政策发力，细数中国政策工具箱内有哪些工具可以使用。
　　回溯历史，我们发现中国政府常用七类政策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1）传统托底工具；
　　（2）消费刺激政策；
　　（3）地产稳定政策；
　　（4）就业扶持政策；
　　（5）民企支持政策；
　　（6）外资吸引政策；
　　（7）债务风险化解政策。
　　托底政策：财政加杠杆，货币宽松。
　　传统逆周期政策主要有财政、货币两大类，尤其应对短期经济压力，财政和货币宽松效果比较及时。
　　地产销售下行，财政预算内收入不足背景之下，未来货币宽松和中央财政加杠杆都有可能。现在分歧是货币宽松力度可以有多大，中央加杠杆具体方式是什么。
　　我们一直认为货币政策是否宽松，尤其基准利率是否调整，锚定地产销售。
　　4月以来地产销售表现回落，未来一段时间地产下滑趋势或将延续。若未来地产下行幅度较大，货币宽松力度同样值得期待。另一方面，若未来地产走弱态势温和，货币宽松力度也就有限。
　　至于中央加杠杆方式，我们综合两个维度来论证。
　　首先是今年财政预算收入资金有限，仅靠税收和土地出让金无法满足财政支出。根据我们测算，今年4月财政收支勉强维持平衡，进入5月以后财政需要开拓税收和土地出让金之外的资金来源渠道。
　　其次，针对特殊时期，历史上中央政府加杠杆可以有特别国债、PSL、专项建设基金等特殊工具。这些特殊融资工具额度上往往由中央拟定，没有硬性上限，落地效率快，更为重要的是，此类工具信号意义强，能够有效提振市场信心。
　　若想释放较强稳增长信号，则未来有可能启用PSL、特别国债之类的特殊融资工具；若只维持财政运算平衡，并不需要释放较强政策信号，那么年内财政平衡更多依赖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等传统预算外资金扩容渠道。
　　消费政策：突破点或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去年以来市场高度关注消费刺激政策，尤其是消费券，市场对此已经展开多轮探讨。
　　回答未来消费刺激政策有哪些，我们先来看历史上政策曾采用的消费刺激政策，不外乎提振三类消费：
　　一是汽车、家电等耐用品；二是日用消费品；三是文旅体育、餐饮等服务消费。
　　2001年以来我们已经历三轮汽车消费刺激（汽车车购税减免）、两轮家电下乡（财政补贴刺激家电消费）、两轮消费券发放（主要在疫情过程中展开，规模不大）。
　　受制于当前地产销售表现，未来家电下乡类似政策出台概率低；消费券发放主要依赖地方政府，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紧平衡，预计未来出台消费券发放政策概率也低；未来仍有可能推进的或许是汽车消费提振政策。
　　疫情以来政策已在汽车消费方面持续给予重点支持，今年4月政治局会议以来，政策高层强调扩大内需，仍高度关注新能源车消费。
　　5月5日国常会李强总理提出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5月17日两部门发文，明确后续政府应加大农村购置新能源车补贴，同时金融应提供相应汽车信贷支持。
　　就业政策：多渠道缓解青年就业压力。
　　疫情原因，2020年以来就业压力高于往年。疫情时期相关就业相关政策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面向用人单位，加大“稳岗补贴”力度。
　　第二，针对农民工就业政策，从鼓励“返程就业”到提倡“乡村就业“、”就地就近就业”。
　　第三，针对大学生就业，开展各类招聘交流会、扩大政策性岗位。
　　上述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青年以及返乡人员就业压力，然而实质性解决就业，还是需要依靠就业吸纳较高的部门扩产投资。客观上需要依赖两大类产业稳住规模：其一，上下游行业带动强产业，例如汽车、地产、电子等高端制造行业；其二，靠近居民终端消费产业，例如餐饮、住宿等服务业。
　　未来就业带动强的产业或受到更多政策倾斜，这是我们认为解决就业压力，尤其青年就业的重要政策突破。
　　近期高层政策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缓解，强调对企业发放一次性用人补贴，加大国企事业单位招聘规模，提供百万见习岗位等。
　　提供财政补贴推动企业招聘，倡导国有企事业单位扩大招聘，甚至推动高校扩招，这些或许也是年内解决青年就业的具体落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