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变局：疫情后时代，红利下降，竞争加剧
　　疫情后时代，国际秩序悄然生变，人口、和平、资本、全球化、国际治理等红利开始下降甚至消失，原本稳固和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松动，去全球化声音变多。军事冲突频发，世界开始分化，军事重构、生产链供应链重构，库存重建正在进行。这一背景下，安全的诉求上升，对稀缺资源的掌握变得重要。从上游的传统能源、食品、矿产等自然资源，到中游的军事制造、高端制造等生产资源，再到下游的消费市场资源，均成为各国重点掌握和发展的方向。关注相关资源领域的投资机会和中国制造业崛起机遇。
　　二、资源为王：从上游到下游，从生产到消费
　　农业资源：供应链的脆弱和极端气候的干扰，各国进一步加强国内乃至全球农业资源的控制，以保障本国物价稳定和粮食安全。中国作为人口大国，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粮食生产、养殖、种子、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土壤修复等重要性不言而喻。
　　能源资源：碳达峰碳中和倒逼经济转型，传统能源地理分布不均衡，世界格局纷争变化，对一次能源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欧洲天然气危机对我国能源格局和能源革命也带来重要启示。除了对于原油等传统能源的积极勘探开采和煤炭的合理开发，大力发展新能源更是愈加紧迫的任务。
　　矿产资源：全球金属市场供给受外部冲击的风险大增，定价权的把控也成为政治角力的筹码，矿产资源已具备战略意义。相较于大宗有色金属原料而言，我国在镍、钴、锂、稀土等资源利用和保供水平与国外相比仍存差距。此外，全球军事重构也将加大对铜、钼、锑等军工原材料的需求。
　　军工资源：冷战后全球军费开支占比下降的趋势已经逆转，强大的军工制造能力、军事技术能力，是防卫安全的根本保障。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只有增加国防能力和军工建设，才能应对惊涛骇浪。
　　高端产业：强大的制造业是强国之基，各主要经济体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中国成熟产业向上攀登和未来产业向前突破，均面临更严峻的竞争环境。产业、金融等政策支持、深化开放、科技攻关等正在推动制造业升级。自主可控和新能源革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方兴未艾。
　　内需消费：有强大内需才能对外应对自如。加快培育内循环体系，尤其是壮大和升级消费，加快发展国内大市场将成关键。
　　黄金资源：逆全球化的进程下，全球货币体系也遭遇很大的挑战，去美元化的呼声再度高涨，黄金的替代价值可能彰显。
　　风险提示：下行风险包括，外需走弱超预期，随着全球多数经济体迎来滞涨乃至走向衰退，全球需求大幅萎缩，对相关产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全球化过程再度开启，逆全球化成本过高，各国重新审视已有策略，重回国际分工，资源价值下降；国内产业发展不达预期，中间品、资本品进口替代的关键在于自主创新，如果国内科技创新不达预期，可能拖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际进度。上行风险包括，逆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新冠疫情长期影响超预期，供应链恢复低于预期，供应端的分裂超预期；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加深，相关资源争夺恶化。